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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抗战后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国民党占据大义和军事上的优势，为了扬长避短，韬光养晦，党中央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主张，即不与国民党军在大中城市上过分纠缠，转而去小县城和农村发展，所以在解放战争前期，东北战场总体是处于敌进我退的局面。

不过就在敌进我退的这种局面下，我军抓住苏军突然撤出长春、国民党军立足未稳的机会，突然出兵攻占长春，可谓是东北战场上的一个大冷门。

而苏军之所以这么快撤出长春，与斯大林在国际上被“摆了一道”有关。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必须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内撤出中国，这是双方达成的共识。但日军的突然投降却打算了国民党原先的部署。

时间进入1945年，谁都知道日本是秋后的蚂蚱，故而国民党当局先后制定了“华南大反攻”、“华北大反攻”等计划，准备在英美等国家的支持下，由国民党军陆续收复被日军侵占的领土。可还没等这些计划事实，日本天皇就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就让国民党当局有点尴尬了，因为当时国民党精锐大多数还窝在西南地区，还要派兵与我党接收关内的众多城市，还得履行《雅尔塔会议》的协定，派兵去接收缅甸、越南等地区，一时间对东北鞭长莫及。

反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几乎全部分布在华北、华中、华东等广大地区，日伪军所占据的大小城市几乎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圈包围当中。

等到抗战胜利，我党占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从北方抽调大量干部和部队星夜兼程，赶赴东北，这让老蒋只能干瞪眼。为了阻遏我党在东北开辟根据地，他一方面借用美国的海空运输手段，将自己的嫡系部队赶忙往东北运，另一方面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负责与苏联方面交涉接收东北事宜。

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仍然是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的背后又站着美国，为了避免过分刺激美国，在斯大林的严令下，苏军将已经接收东北许多大中型城市的八路军给请了出来。

斯大林这么做，本质上是想拉拢老蒋，毕竟当时国民政府是联合国五常之一，在国际上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媚眼抛给瞎子看，斯大林很快发现他被摆了一道。

1945年圣诞节，蒋经国飞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重申友好关系后，再次请求在接收东北事宜上给国民政府以方便，斯大林欣然应允。最后蒋经国又表示，由于国军一时半会儿实在难以将力量投射到东北，故而请求苏军暂缓撤离，等国民政府派人到东北后再进行交接，斯大林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久之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公开发表声明：

“苏军已解除东北之日军武装并予遣调，然而由于中国政府之要求，苏军之撤退时间将延迟。”

这本来是件你情我愿的事，谁知刚过完年，却变了味。

1946年2月10日，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英、美两国选择同一天公布《雅尔塔协定》的密约，将苏联与国民政府的私下交易公之于众，当即在中国国内引发巨大的反苏浪潮。而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也继续拱火，宣称苏联赖着东北不走云云。南京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要求苏联撤离东北，归还主权。

中国的反苏浪潮让斯大林彻底蒙圈了，他质问莫洛托夫：

“苏联延期撤军不是他们请求的吗？现在怎么反过来指责我们赖在满洲不走？撤！立即通知所有在满洲的部队全部撤离。不过，别让那个爱搞东方式阴谋的蒋介石太顺心。”

苏军的统帅马利诺夫斯基领会了斯大林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他一方面部署部队撤离，另一边则将抚顺和吉林移交给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

苏军代表还通知东北局，说他们将于3月13日撤离沈阳，希望民主联军可以派兵接收沈阳。当然，任谁都知道这只是客套话，按照当时的国内局势，我党如果接收沈阳无异于是抱起一个火药桶。所以这位代表最后还暗示，苏军撤走的地区，民主联军可以随意派人破坏，言下之意是别让国民党当局得了好处。

面对苏军代表的“好意”，东北局代表则义正言辞地拒绝道：

“我党中央有指示，即使国民党军将占领之地区也不得破坏，以免使当地人民陷于困境。”

苏军代表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无法理解东北局代表的坚持。要知道，出关的八路军、新四军基本上都是轻装上阵，一路风尘仆仆，等到和苏军汇合时，后者一度以为这是一群“叫花子”。如今有这个天赐良机，既能让民主联军获得给养，又可以阻遏国民党军顺利接收东北，何乐而不为呢？他不解地说道：

“坚壁清野是撤退时的必要战略，你们违背了军事原则是要吃亏的。”

苏军代表其实说得也没错，不坚壁清野确实会吃亏，但这只是军事账。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算这笔账，短期确实会吃亏，但能够让深陷日本统治十余年的东北民众感受到民主联军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这个亏吃得不亏。

这也是短短两年多时间弱小的民主联军能够成长为百万东野雄狮的原因所在。

在苏联与国民党当局扯皮之时，党中央也做出了伺机解放长春、哈尔滨二市的部署。1946年3月23日，毛主席致电东北局：

“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毛主席之所以力求保住这两个地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掌握哈尔滨就等于控制住黑龙江。而黑龙江背靠苏联，如果能够牢牢掌握住黑龙江，即使日后东北形势再怎么严峻，民主联军也能确保后路无忧。

至于长春，则是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过去十几年里一直是东北的政治中心，象征意义极大，可以说是谁掌握了长春谁就是东北的主人。

而且有斯大林的那句“别让老蒋太顺心”的指示，长春的苏军也愿意暗中配合民主联军。

当毛主席下定夺取长春、哈尔滨的决心六天后，苏军即于3月29日通知东北局，同意趁着国民党军暂时还鞭长莫及之际突然撤离，为民主联军争取时间。

苏军突然转变的作风，大大出乎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意料，此前苏军以各种理由延迟撤离，双方扯皮推诿，互喷得不亦乐乎，现在苏军说走就走，顿时让他们手忙脚乱。

尾随其后的国民党“接收”人员都跟不上，他们疲于奔命，被繁杂的行政交接手续累得叫苦不迭，在苦累之余，他们还得打起精神仔细清点长春的敌伪资产，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钱袋子。故而谁也没有发现某天夜里长春城内突然多出一小股部队：在苏军的默许下，一小部分民主联军秘密进入长春潜伏起来。

不过即使有苏军纵容放水，要想攻克长春这座伪满“首都”也绝非易事。

东北民主联军的骨干绝大多数是从关内过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他们把敌后游击战术玩得出神入化，却严重缺乏攻打大中型城市的经验。而长春是一座设防极为坚固的现代化城市，日伪在此经营十几年，城内工事堪称完备，城郊明碉暗堡星罗棋布，铁丝网、堑壕重重叠叠，就连市区那些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大楼，关键时候也可以变成天然的防御工事。

更重要的是，长春的国民党军并非薄弱不堪。熊式辉履新东北行营主任后，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将手头有限的军力主要用来经营大中型城市，同时大肆招降纳叛，收编土匪，扩充自己的实力。故而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军有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5个警察中队，再加上紧急从河北调过来的两个总队，国民党在长春的总兵力达到2万多人。

作为对比，参与此次攻打长春的东满军区部队也才两万多人。《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要想以对等的兵力攻占敌方把守的坚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不可能完成也要完成，我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东北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3月下旬开始调兵遣将,部署攻城。东北局书记彭真亲自赶到梅河口召见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夺取长春。而周保中、陈光则向彭真明确保证此战必胜。

这次攻城由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任总指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任副总指挥。参战部队主要有东满军区的罗华生部、贺庆积部和曹里怀部，另从北满调来了山东七师杨国夫部。

周保中敢在上级面前夸下“此战必胜”这个海口，自然是有两把刷子的。在此之前，他就把长春的城防工事、兵力部署摸得明明白白。

陈光为了侦察敌情，乘坐苏军的吉普车对城内敌工事阵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大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小到各大楼的火力配置，被他摸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当着国民党守军的面拿着军用地图逐一实地考察，而这一切国民党军都看在眼里，却敢怒不敢言，任凭他在营区要地四处乱闯。

1946年4月8日，周保中、陈光等在卡伦镇召开军事会议，向攻城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并进行了战前动员，计划于14日下午投入战斗,首先扫清外围之敌，15日拂晓由西南、东北、东南方位，兵分三路同时向市区发起攻击。

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因为14日是苏军全部撤离长春，与国民党“接收”大员办理交接手续的日子，届时长春城内国民党的大佬都会入城参加接收仪式，不能第一时间指挥防御。

14日上午10时，苏军将长春市政府移交给国民党，12时,最后一列苏军火车开始启动。当国民党吉林省代主席王滨华等军政要员目视苏军列车隆隆北去时,市内的爆竹声开始响起。接收大员们激动得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即开始“接收”大业，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就开始狂欢：

“送走了瘟神,长春光复了,东北是我们的啦！”

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长春卫戍司令部、长春警察局...各种党政机关招牌披红挂彩，雨后春笋般一齐亮了出来。长春市长赵君迈、卫戍司令陈家桢、警察局长张炯等军、政、警要员很威风地在那些招牌前留影。

下午2时，稀稀拉拉地“鞭炮声”突然变得强烈，众人相顾无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好歹算是久经沙场的陈家桢首先清醒过来，顿时脸色大变：

“这是枪炮声！共军打过来了。”

民主联军东满军区三路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长春外围阵地全部攻克。长春的两个机场首先被杨国夫率部占领，一架运输机刚刚降落便被俘获，从而切断了长春守敌内空援通道，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同时其它攻城部队也星夜兼程，于晚上抵达攻击地点。此时长春市区内灯火通明，远远望去灿若星辰，这对于久在敌后打游击的战士们来说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此次攻城，无论能不能成功，都将开创一个先河——我军第一次攻击大型城市。

15日凌晨5时，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区发起总攻。五颜六色的曳光弹在空中如流星般一划而过，随后是震天动地的炮声，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拥有如此充足的火力，充足到可以用炮弹洗地，同时创下“第一”的，还有我军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坦克。

国民党守军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潜伏在城内的部队也突然钻了出来，朝着敌人的指挥部攻击，使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收编的伪满军警四面受敌，而且指挥系统也被打乱了，彼此情况不明，陷入到各自为战状态，完全组织不起反击，只能依仗坚固工事负隅顽抗。

市区的战斗很快演化为攻坚战，敌人占据一座座坚固的大楼，据险而守，以火力阻止民主联军的攻击。

第一天的战斗，由于攻城部队缺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一味地死打硬拼，伤亡较大。当天夜里，陈光调整部署，让各部队利用夜色掩护，迂回穿插将敌据点分割包围，使其不能相互掩护支援，然后再调炮兵进城，准备逐一拔出敌人据点。

国民党守军在火力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城里的精锐都是空运来的，基本上没有携带重武器，而收编伪满部队，他们的重武器早在此前就被苏军收缴一空。虽然后来曾空运来了几十门火炮，但受限于飞机运力，口径都很小，威力也不大，所以敌人所能依仗的只有坚固的据点。

调整完战术之后，攻城部队明显逐步掌握城市攻坚战的诀窍，不再蜂拥而上，最坚固的据点直接用大炮轰击，一般的据点也丝毫不吝惜弹药用机枪火力压制，这样一来，伤亡不仅大大减少，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战至17日夜，国民党守军只剩下中央银行、市政府、警察局、宪兵司令部等几处据点，这些据点彼此孤立，互不相连。同时这几个地方均有高大坚固的楼房，火力也相对集中。

18日拂晓，三路纵队协同作战，对最为坚固的银行围而不攻，首先集中火力攻击市政府﹑警察局等据点。等到这些据点陆续被拿下，再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啃银行大楼这块硬骨头。

银行大楼原为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是一栋大厦，全部由花岗岩建筑而成，连门窗都是铁的。

第23旅旅长贺庆积首先命令炮兵近距离轰击，炮弹洞穿了几十扇铁窗，在楼内爆炸，并引燃了电线，楼内顿时烟雾弥漫，散发着呛人的异味。据守的国民党军受不了这种气味，只好打开大门蜂拥而出，企图突围。

当时冲在最前面的23旅朝鲜团离大楼只有二三十米，上千名敌人突然冲出来，个个红着眼睛龇牙咧嘴，一时间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面对笼中困兽的拼死反攻，朝鲜团防备不及，节节后退。贺庆积在指挥所里见此情景大吃一惊，因为在部队的后方有几千名俘虏和堆积如山的枪支弹药，如果让敌人反击得手，冲到俘虏群，那几千名俘虏很快就会鼓噪骚动，并重新得到武装，后果将不堪设想。

贺庆积迅速冲到阵地前，一边指挥一边大喊：

“坚决顶住,不能后退！”

朝鲜团的团长见首长亲临前线指挥，也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连忙用朝鲜语喊道：

“同志们，顶住，跟我冲！”

朝鲜团在团长的率领下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双方在大楼前的广场上迎头相撞，很快绞成一团，此时各路增援部队陆续赶了过来，将敌人牢牢阻拦在银行大楼门前。

敌人渐渐不支，前面的被分割包围，后面的急往大厦里退。挥舞手枪的督战队守在门口，一面处决后退的士兵，一面歇斯底里吼道：

“顶住，后退者格杀勿论！”

敌人督战队的话让贺庆积眼前一亮，他连忙让战士们拿着喇叭筒高喊：“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敌人本来已经陷入到进退维谷的局面，进也是死，后退也是死，如今突然看到一线生机，纷纷丢掉枪支，朝着我军阵地跑过来。

18日深夜，市区的枪炮声终于沉寂，长春再一次回到民主联军的手中。

此战民主联军以自身伤亡170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国民党军1.8万余人，这里面还包括有200名日军，缴获飞机1架，各种炮56门，机枪432挺，长短枪1.16万支，子弹110万发。更重要的是配资炒股服务中心，虽然我军在这次解放长春不久又主动放弃，但积攒下来的攻城经验却为两年后席卷东北全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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